我和夜郎研究的机缘

我是石阡年轻人中为数不多对夜郎文化感兴趣者。理解的，或许会认为我是求知、是上进，是在挑战自我，是在为家乡探求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而努力。不理解的或许会认为我是迂腐、头被驴踢，是不知天高地厚，是不务正业——夜郎文化是多么高深的学问，许多大学者都没有研究清楚，你一个学识浅薄、水平一般、半道出家的普通人，只不过以此为噱头、博眼球、蹚浑水而已。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我为何会蹚上这趟浑水，这么多年来有着怎样的魔力在推动着我执意前行呢！

常言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跟夜郎文化研究结缘，并执著坚守，除了缘于自身热爱家乡的一份责任，更缘于一件事、一个人。

一件事让我魂牵夜郎

夜郎古国，与楼兰古国、大理古国，并称中国历史上三大神秘古国。说起夜郎，人们一定会很自然地想到“夜郎自大”这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大多数人也一定会认为这不过是两千多年前夜郎王无知、目光短浅闹下的一个大笑话。起初，我也曾这么简单地认为，并不曾想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空竟然会跟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存在联系。

2005年12月，我告别三尺讲台，从一所乡镇中学抽调到红色旅游办公室，开始步入石阡文化研究的行列。这个办公室是县委、政府临时成立的，专门负责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开发。办公人员有：主任杨又铸、蔡宗庆和我，因此有个别喜欢搞笑的人篡改我们姓氏偏旁，戏称我们办公室是“两菜一汤”。在这里通过跟他们接触，让我较为全面地了解了红军长征两次到石阡开展革命活动的有关历史：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奉命作为长征先遣队撤出湘赣边区，西征至石阡，打响可歌可泣的甘溪遭遇战、感天动地的困牛山战斗等；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后改称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率领下，从湖南桑植长征到石阡争创石（阡）镇（远）黄（平）革命根据地，在此打土豪劣绅、创建游击队、扩充红军、休整部队，召开连以上政治大会和“1.19”石阡会议。更了解到石阡跟夜郎存在着紧密联系，并听闻石阡西部曾为夜郎古都，县内部分学者作了30多年锲而不舍的研究。

200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受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等重走二方面军长征路的启发，红色旅游办几位同志商议，决定在全县开展一次徒步调查红色旅游资源的行动。当年7至8月，我们在本庄、河坝徒步调查时，在河坝了解到当地有牂牁地貌，在本庄实地查看了碗架岩摩崖石刻，并听到当地群众说起一件事：在白龙山上有一些奇怪的土埂子，顺着山梁延伸，上世纪六十年代年年烧坡，烧光了的山头上，那些土埂子看上去像游走的龙一样；有的地方被开荒，挖下去好深都有土墙的痕迹。

是什么原因会促使人们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在山上修建如此东西？这难道就是碗架岩摩崖石刻那首诗中所提的“十里城长诚地设，天成龙腹御夷獠”的古城——夜郎城吗？怀着这样的疑问，于是我们便请当地群众为我们带路，寻找那些分布在山上的土石埂。一连三四天，穿行密林荆棘实地探寻，亲眼见证群众所言不虚：在一些山脊之上，果然分布着一些土石夯筑的埂子，顺着山脊连绵延伸，偶尔又有分岔，并且在一些山峰顶上存在方形或圆形的土台——隐约呈现着哨楼或城楼的痕迹。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在岁月洗礼中被自然和人为因素严重损毁，但其当年的气势仍然依稀可见。这一切似乎在告诉人们，这座山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

循着这样的历史踪迹，我在后来的时间中查阅卫星地图，惊奇发现，土石夯筑城墙所在之地处于三面环江的区域，再加之于古籍中查到“石阡汉代郡名夜郎”、“废夜郎县在葛彰司西十六里，元废”等有关记载，以及探索中国古代城池发展历史。因此之故，让我越加坚信，此处古城墙遗迹便可能是古夜郎城——一座由天险与人工防御工事构成的城池。如果此处真是秦夜郎县、汉夜郎国的都邑，这难道不是破解千年夜郎之谜的钥匙？难道不是历史送给石阡人民的巨大潜在财富吗？让我在潜意识中，始终保留着莫名的牵挂，有着一探究竟的想法。

遗憾的是，据后来了解，山上那些让我魂牵梦萦的土石埂，被当地搞土地开发时毁坏殆尽。出现这样的结局，让我的心头至今仍然滴血。

一个人让我难弃夜郎

探究历史文化是孤独的，尤其是非科班出身的人半道出家去从事这一行业，甚至难免磕磕碰碰，被人误解、受到鄙视。但是命运似乎注定我与夜郎文化研究在两千年后有一个约会似的。虽然红色旅游办不久便因为使命结束而解散，原班人马也相应分解到其他单位，历时几年我们的夜郎研究未有多大起色，在我失去信心打算放弃之时，却因为一个人的及时出现，又让我重新点燃希望——他就是蔡正国。

蔡正国先生生于1936年，我认识他时已经70多岁。先生早年在五德等乡镇工作，后来调到县文化馆，相继参加过县地名、文物、戏曲等普查，算得上是石阡地方文化的资深专家和活地图。1981年，因为一次车祸致其腿脚受伤，不得不提前离岗休息。养伤期间，蔡正国曾经有过惆怅、有过失落，不知道今后到底该干点什么。焦虑中，他想起了他曾去省城参加民族文化研讨会，想起了贵州古代史专家王燕玉曾在会上说石阡为秦夜郎县，夜郎古都有可能在石阡。从那时起，蔡正国先生便在一边养伤中一边找些古代史志方面的资料拿来研读，并记录撰写所感所悟。在之后的30多年时光中，更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在《贵州文史从刊》等刊物发表多篇石阡夜郎文化研究文章，并参加省内夜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夜郎学界大多数学者认同夜郎核心区在北盘江一带的现实下，无奈蔡正国先生孤掌难鸣，所提很多观点均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但却因为他的执著付出，为石阡夜郎文化研究拓了荒、铺了路。

我跟蔡正国先生是在2010年认识的。当时，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县里成立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石阡分院，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蔡正国先生是石阡夜郎文化研究的老前辈，是多年的政协文史资料员，因其得知我对夜郎文化颇感兴趣，此后便渐渐有了交往，先生在身心悦愉的时候偶尔便会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向我讲解一些他研究夜郎文化的所得所悟，以及一些往事，有时更会带来几篇他所撰写的文章。一点点地激发着我探究石阡夜郎文化的激情。因为先生之故，我也渐渐鼓起勇气试着去撰写起关于石阡夜郎文化的稿件，有的还被县内刊物和省、市部分报刊采用。渐渐地，一些人通过报刊知道我这样一个研究夜郎文化的新人。但对于我却因此不时闹出尴尬——有的人在将我的名字和本人对上号时，往往会说：“想不到你竟然是个年轻人，看到你写的东西，我还以为你是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呢！”有对夜郎文化颇为关注的人，在知道我与蔡正国同姓，跟我谈起石阡夜郎文化时，往往会说：“你的老人家蔡正国对石阡夜郎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不得不解释一番：我生长的地方原本是很多人心目中偏远闭塞的青阳一个小山村，我跟蔡正国先生的结识乃因夜郎文化研究的缘故。

2011年冬，我们县里举办首届夜郎文化论坛之后，原本搭建起来的队伍，关注夜郎文化的人却并未像想象中的增加多少，只有蔡正国先生与我往来如故，我仍然坚持在刊物上零星发表相关的话题。但想不到的是，在2013年的农历七月，先生竟与世长辞，在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时，是在他的遗体已经被化作骨灰的那天中午。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阴晦的天空零零星星地下着小雨，他的家人打来电话，告诉我蔡正国先生去世了。我急急忙忙赶到他的家中，才知道先生已经送到殡仪馆化作了骨灰，从此再也没有见上他最后一面的机会。在我倍感遗憾和自责中，他的家人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先生30多年潜心研究夜郎，临终仍然放不下的是研究夜郎，叮嘱其家人“务必转告中华同志，要坚持把石阡夜郎文化研究这件事干下去”。古有刘备白帝城托孤，今有蔡正国先生临死托研究夜郎。这是一份多么沉重的嘱托和令人感动的信任啊！

我原本对石阡夜郎文化研究能不能出成果、能不能引起学界的重视不抱多大希望，但却因为有了蔡正国先生的这份临终嘱托，让我别无选择。只能暗下决心，尽一己之力干得咋样就咋样。

或许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亦或许是我的诚心打动上天、蔡正国先生地下有知默默庇佑，让我在迷茫无助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跟县政协周忠绪副主席说起石阡夜郎文化研究的事，得到他的充分认同和高度重视，使我们近乎搁置的夜郎文化研究工作得以重新启动。在历时将近又一个三年的时光中，我们互勉互励，携手同行。周忠绪副主席专门为我们的研究提思路解难题，杨又铸同志专门负责深入乡村、深入民间调查走访历史遗迹和传承文化，我专门负责相关史籍研究寻找线索。最终得以在以往基础上取得更多的新突破，使我县夜郎文化研究成果呈现出历史文献、历史遗迹、活态非遗共同支撑的局面，并得到省内权威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和鼎力支持。

夜郎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古国，夜郎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的根、是贵州文化的魂。“夜郎自大”始自“滇王自大”。“夜郎之大”虽不如汉之广大，但其“大”相较而言乃实至名归。若不如此，何至有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语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探索研究夜郎文化，绝不是为了争抢“夜郎自大”，而是为了找寻那段失落的文明。

如今，在四处争抢夜郎品牌中默默蜇伏的石阡，厚积薄发，在夜郎文化研究领域正以崭新的姿态迈开新的步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石阡将真正成为引领贵州夜郎文化品牌的文化高地，也将成为合理开发利用夜郎文化资源引领文化旅游大繁荣大发展的旅游文化胜地。展望石阡未来发展，我与夜郎文化研究的约定还仍将继续。这一心愿实现之日，蔡正国先生一定会含笑九泉！（作者系石阡县政协文史民族宗教委主任）